李晓青
那一夜，母亲清晰如昨。满头齐耳短发，灰与白一半一半。原本丰润的面庞已然清癯，沧桑写满眉宇之间。
母亲微躬着腰，静静地定定地望着我，不说话。柔柔的眼神，是聚合了几十年的慈爱。挂满笑意的嘴角，有掩不住的宠溺，还有无声的、只有我读得懂的探询：“这一晌忙什么?累不累?”
多久没见到母亲了?哪里记得。我满心满腹的惊喜，却说不出一个字。搂着她瘦削的肩沉沉睡去。一觉醒来，母亲再也不见。
这样的梦境，时常出现，梦里梦外痛彻心扉。
母亲逝去十五年。那是二零零九年腊月十四，距春节还有十六天。辗转于病榻十个多月后，母亲在那个浓雾弥漫的清晨，孑然无助地走完了她悲苦的一生。护工小周电话打给我，那一瞬间我泪如泉涌。之前一晚我还在母亲病床前，怎么也没料到，竟是与母亲的最后一面。我们姊妹仨都没能在母亲撒手人寰那一刻守候在她身边。我匆匆赶到医院，抚摸到母亲尚且温软的身体，泣不成声……
母亲曾经是个很健谈的人，嗓门大，精气神十足。然而，自2008年早春因脑梗塞住进医院，在长达三百多天的日子里，就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尽管她有太多的心愿要表达。期间，血栓掉入母亲的左下肢，肌肉坏死腐烂，直至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和由白变青至绿，松紧带一般粗细的筋络。护士换药时，我不忍多看一眼。疼在母身恸在儿女心，那一定是肉体难以承受的苦痛。科主任请来省内神经外科第一把刀——附二医院舒畅医生会诊。给出的结论是，左腿必须锯掉。想一想股动脉生生切断后将汩汩涌出的血，那是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接受的残忍。鉴于亲人们一致的坚执，母亲才侥幸躲过截肢的噩运。一个多月后，医护人员以高超精湛的医术和细致入微的护理，让母亲这条腿奇迹般地康复如初。
然而，坚强而执拗的母亲，最终没能拗过索命的病魔，她走在千家万户吃团圆饭的前夜。她是否听到我在说：这个年怎么过?
母亲一生多舛。
我的外公、大舅，世居宁乡道林。外公的印象有些模糊，大舅是记得的，敦厚的身板和善的脸，用心打理着乡村几亩薄田一所私塾。却被无端贴上另类的标签，成了那个年代的牺牲品。滞留老家的后代及在外的亲属入学、就业、婚嫁等也就跟着倍受歧视。大表哥到了年纪娶不上媳妇，只能以扁担亲的方式，娶一个嫁一个。表姐死活不接受这门亲事，逃婚到外省，从此他乡是故乡。父亲是走出师范校门的一介公务员，因此十多年不能踏入岳父家半步。他们是母亲最最挚爱的父、兄、夫，他们无一挣脱凶险、多舛的命运。然而，我们姐弟仨从未听到过母亲口中吐出半个字的愤懑抱怨，从来没有。
母亲的党龄逾半个世纪，她对从青葱岁月便认定的党，有着赤子般的虔诚；她总是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无情戏谑。无论身处哪个年代，无论经历多少桩多少件不顺心的事，总是那样百般忍耐，那样平和淡定。
母亲孀居了三十七年。1972年7月，那个令我心疼到颤栗悲恸到泣血的苦夏，最大不过十四岁的我们三姊妹没有了父亲。
这之后的母亲渐渐倔强，有些执拗。待人处事极有主见。后来我才懂得，那是母亲生存的智慧，又叫“为母则刚”。
我家住父亲单位的区委宿舍，两间正屋带杂屋厨房。改成直管公房后，居委会以不容推脱的语气向母亲借一间房开办学前班，说好用两年。不料到了说好的日子，居委会却不打算归还。
居委会Y主任很婉转地跟母亲做工作：“黄姨，你看呀，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每个月要付11元房租，我们帮你减轻负担吧。”
当年十六岁的我太过天真，觉得还是答应的好。毕竟，彼时的居委会，管辖我们栖身的那片天。
“那不行，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都要单独开铺，看书做作业都需要房子。”母亲坚决不松口。事实证明，母亲说的做的都对。
母亲执拗地认定，全民企事业单位是就业的最佳选择，母亲四处奔走，她的好人缘加持父亲生前好友的一路帮衬，我们姊妹仨都端上了相对硬气的铁饭碗。
17岁那年，我离家去了湘潭一家大型国企，每个月拿21元学徒工资，除掉饭费和车费所剩无几。母亲知道我不肯要她补贴，把两元纸币塞进牙膏盒用麻绳一圈圈缠绕，悄悄放到我返程的包里。
回到宿舍我有些纳闷，不过一支牙膏，干嘛要缠几圈麻绳?我随手把牙膏盒扔到垃圾桶。
再次回家已是一个月后，母亲问我牙膏盒里的两元钱拿了没有，那一刻我真的懊恼，我丢掉了长沙湘潭往返一趟的车费呀。
晚年的母亲不谙世事，对纷纭的世态无怨无艾。直至母亲故去八年多，公馆式老屋大门的党员责任人栏下，仍赫然写着她的名字。不难想见，暮年的她自有赖以支撑的信仰。
母亲渐渐老去，直至79岁那年，她多舛的一生戛然而止。但我们没有见到母亲真正意义上的老态，因为她从不曾戴过老花眼镜，也不曾拄过拐杖。即使晚年的她老人家步履蹒跚。
一遍遍怀想我的母亲，那是母亲每个夜晚给我们姊妹仨拉抻裤脚掖好被窝；是母亲躬着身子用搓衣板洗衣用小煤炉蒸饭；是母亲每年翻晒的碎花短袄，是母亲挤公交去东塘上班仰面重重摔倒的场景……
每每忆起，黯然垂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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