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对译者最好的怀念

　　  文 | 李钊

　　文学百花园里，翻译者像是隐身的存在，他们甘于平淡，默默耕耘，用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将另一种文明成果介绍到中国。在热切渴望推开窗看世界的年代里，严复、傅雷、朱生豪、何兆武、草婴等人与他们的译作一同被传颂，而随着触摸世界的方式和翻译成中文的国外经典越来越多，我们所记住的译者和对文学翻译者的尊敬却越来越少。近段时间，著名翻译家李文俊(93岁)、杨苡先生(103岁)先后离世，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低调的文学翻译家，也唤回我们正渐渐遗忘的对文学翻译者的尊敬。

　　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盗火者”，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天火”。改革开放初期，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学迎来了万象更新的时代机遇，经历了空前的黄金时期，李文俊和杨苡先生两位翻译家在此期间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1979年，时任《世界文学》编辑的李文俊将卡夫卡的《变形记》翻译进国内，这篇用象征、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变成甲虫事件”进行艺术再造的文章，给如饥似渴的中国文坛带来强烈的震动，成为西方现代文学大规模翻译的标志性事件。而作为“五四”运动同龄人的杨苡先生，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她这部代表译作于1980年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后，受到极为热烈的追捧，之后多年，该书反复再版，为无数中国人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这段由广大文学家、翻译家等共同创造的繁荣时代里，李文俊和杨苡先生译介的大量西方文学著作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强烈的碰撞和冲击，引发莫言、余华、苏童等一代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反思，并由此唤醒和激活了他们记忆深处的生活感悟和创作灵感，进而开启了一段中国作家全新的文学旅程。

　　茅盾曾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将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可要将不同文化土壤里诞生的文学经典转化成另一种文字，不仅要求译者具有选择作者的锐利眼光和极高的外语水平、文学素养，更要求译者具有下得了苦功、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品格，才有可能创作出等同于原著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的译作。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的作品以艰深著称，李文俊是第一个把福克纳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译者，他在翻译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等最艰深的作品时，一天只能翻译数百个字，更因过于劳累而大病一场，光病危通知就收到5次，最终凭借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毅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翻译了与福克纳有关的译著足有百万字。而杨苡先生身上，闪耀着同样的翻译家的光芒，《呼啸山庄》是她的首部翻译作品，此前这部《WutheringHeights》被梁实秋翻译为《咆哮山庄》，她琢磨许久都觉得缺少点味道，最终将其更定译名为《呼啸山庄》，她的翻译至今仍是这本名著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进入古稀之年后，她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作里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气息和力量。李文俊和杨苡先生等翻译家，带着一代代读者饱览远方的风景，带着一代代读者守望麦田，让我们的阅读和心灵生活更加饱满、富饶。

　　任何一位作家若能在异国他乡拥有这样的译者，都是一种幸运，而任何一个读者能与优秀翻译家耗尽心血的译作相遇，更是一种幸运，他们以精妙的翻译让我们理解作者的“声音”，我们更可以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获得无尽的启示。别伤心，他们永远“活”在文学圣殿的中央，阅读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他们永远不会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