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避免了“日式经济泡沫”出现

本报记者  张  妮

卸任日本央行行长的第二天，白川方明和妻子去东京一家植物园赏樱花。之后在园里的小卖店买冰激凌。没想到店主认出了他，不仅冰激凌免单还赠送了两杯咖啡。白川方明最终盛情难却。“品尝着冰激凌和咖啡，结束了过去5年马不停蹄的奔波生活，又得到了店主的特殊关照，我感到非常开心。”2008年至2013年担任日本央行行长的白川方明在其回忆录《动荡时代》中，写了这样一则趣事。书中，他以全球视野反思了日本经济繁荣与衰退的39年。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白川方明表示，日中两国经济有三个相似之处：都经历惊人的高速增长并与美国产生贸易摩擦；都面临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的挑战；都面临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艰巨任务。“但两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处于有利地位，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在任期间，我最欣慰的决定

环球时报：在任期间，哪项决策让您觉得最为欣慰？哪件事最为遗憾？

白川方明：我自认为最为欣慰的决定是，2008年日本央行与美联储签署“美元互换协议”，该协议旨在恢复因“雷曼破产”而动荡不安的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当时，任何国家都很难筹集到美元资金。为此，日本与欧元区、英国、加拿大和瑞士的中央银行达成协议，以本国货币为担保，向美联储无限制借入美元。如果这项措施没得到执行，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会出现更大幅度下滑。

最为遗憾的是，日本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没有得到政治家和公众的充分理解。我在任期间，诸如“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大原因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如果日本银行更大胆地提供资金，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这种争论逐渐变得有影响力。但我坚持认为，日本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提高生产率的努力是最重要的。后来，尽管日本央行显著增加货币供应，物价却没有上涨，这也让人们对日本经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有了更多了解。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走向？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否会发生改变？

白川方明：世界经济正面临各种挑战。很多人此前并没意识到新冠疫情会带来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全球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好处，但若过度就会产生问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对人员和物流往来中断的警惕性提高了，一些人对未来前景相当悲观。但令人鼓舞的是，目前国际贸易正在恢复。各国必须做出必要努力，避免对全球化的副作用视而不见，同时努力确保全球化趋势不会发生大逆转。

我认为，中国防止“经济泡沫”发生的重要条件

环球时报：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过渡期遭遇了经济泡沫，根本原因是什么？

白川方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金融危机是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破灭的直接结果。“泡沫”是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不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我想提出以下四点原因：第一，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表现良好。在发达国家中增长率最高、物价涨幅最低的背景下，日本的官员、企业高管和普通民众都变得过于自信；第二，80年代末，日本的“人口红利”达到顶峰。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峰值与房地产泡沫出现的时间点呈现一致趋势；第三，金融缓和政策长期存在。日本央行曾试图修改金融缓和政策，转向紧缩，但以失败告终；第四，银行监管、会计制度、公司治理等领域监管薄弱。虽然“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也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多以失败告终。比如，为处理不良债券急需建立必不可少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公共资金的投入，但此举因政治家、媒体及国民的强烈反对而被推迟。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在过渡期会不会出现类似泡沫？

白川方明：这个重要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我想提供一些自认为可以帮我们做出判断的材料。许多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泡沫经济”往往发生在我们认为它不会发生的时候。中国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泡沫经济”经验的深入研究是极其恰当的，这种态度是中国防止泡沫的重要条件之一。

本着研究国外案例的精神，让我们结合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情况。首先，对于中国是否“过度自信”，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过，无论过度与否，如果经济表现继续相对良好，我认为任何社会都无法摆脱许多人自信的趋势；其次是人口动态，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达到顶峰。虽然很难准确界定支撑住房和消费支出的核心年龄层，但这些年龄层人口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可能会在整个经济中形成巨大的支出波动，并影响房地产价格；再次是金融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不仅关注物价走势，还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和低迷现象，并能做出相对迅速的反应；最后是抑制金融机构过度行为的机制，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对金融机构实施必要的监管也相对迅速。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是，虽然出现了小泡沫，但是避免了大泡沫的出现。

“泡沫经济”是否会出现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泡沫经济”出现，政府能否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在泡沫破裂的情况下投入公共资金。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优势是，一旦政府决定方针就可以立即付诸实施。当然，这种做法取得成功前提是，官方能做出正确判断。

我不同意“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说法

环球时报：近年中美两国在芯片等经济领域摩擦不断。20世纪80年代日美也发生了贸易摩擦，中国可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白川方明：我对中国专家围绕日本经济各种经验的热情研究感到惊讶。我们尊重中国从国外经验中学习的态度。不过，关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美贸易摩擦，中国专家不时地提出这样的论点：“日本屈服于来自美国的压力，签订‘广场协议’，接受日元升值，这导致日本经济随后的低迷”。对此我不同意。

首先，美国要求日本压缩贸易顺差，并要求日本扩大内需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这一要求是基于错误的经济学论点。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和贸易赤字是由人口动态、宏观储蓄、投资平衡等综合因素决定的，即使日本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和贸易赤字也不会消除。如果美国想消除经常账户赤字，只能改变本国宏观投资超支的经济体制。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坚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也是造成“经济泡沫”的原因之一。其次，我不认为“广场协议”是导致此后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考虑到当时经济的基本面，一定程度的日元升值是很自然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因过度担心日元升值导致经济衰退，日本长期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认为，从日美贸易摩擦中需要吸取的教训是，妥善管理货币政策至关重要。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与经济持续增长一致的稳定金融环境，即物价稳定和金融体系稳定，而不是消除贸易摩擦和抑制汇率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警惕金融失衡问题，即资产价格上涨、债务增加等问题是否正在扩大。

环球时报：对于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您有哪些建议？

白川方明：如果根据日本经验向中国提出建议的话，最主要的建议就是“应该尽快采取必要的行动”。在我看来，日本努力是不够的，但也确实做了很多事。我想结合中国的情况，介绍日本进行的三项重要尝试：第一是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需要被长期照顾的老年人提供涵盖相应护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社会保险；第二是调整2005年实施的公共养恤金领取水平。目的是根据宏观工资、物价和平均寿命等情况调整养恤金领取水平；第三是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日本老年人劳动力参与率是最高的。

我认为，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中国如何设计和管理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针对两国共同面临的老龄化等课题，我本人期待的是，利用双方都具有优势的数字技术，推出先进解决方案。▲（本文由周宁翻译）